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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剌哈孙仍为中书右丞相-床兀儿

时间:2019-03-2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宗皇庆元年(1312年),该国主动开始遣使入贡象及方物。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八百媳妇国国王又两次遣使朝觐,希望得到册封。于是,元朝在其地设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其国王任宣慰司都元帅,后又将其名改为八百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媳妇国在有元一代多

  宗皇庆元年(1312年),该国主动开始遣使入贡象及方物。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八百媳妇国国王又两次遣使朝觐,希望得到册封。于是,元朝在其地设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其国王任宣慰司都元帅,后又将其名改为八百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媳妇国在有元一代多次朝贡,成为元朝相当恭顺的藩属之国。

  即守成安民,又抱残守缺;即平息战火,又无端兴兵;即有爱民之心,又奢靡浪费。大元王朝的臣民们就在这样一位皇帝的统治下度过了十三年的光阴。这不是最好的时代,却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百九十多位皇帝的统治期中,这样的时代不算盛世,却可算是治世,赋税没有加重,秩序也算稳定。对于只要有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会满足的百姓来说,这样的皇帝已经足以让他们满意。至于这位皇帝没有革除的弊政日后会带来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能担心的。

  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朝秉政时间最长的中书右丞相完泽病逝,完泽有辅助成宗惟和安民的功劳,却也是抱残守缺、效率低下的主要责任人。在他之后,哈剌哈孙继之为中书右丞相,这位谙熟儒学的勋臣之后,虽然“以节用爱民为务”,但却并不满完泽一味守成的执政理念,在江浙行省任左丞相时,便在莅职短短的七十日内革弊兴利七十余项,是个很有手腕的改革派。成为中枢宰辅之后,立即对官吏遴选制度进行修订,使官吏所用非人的情况获得好转,同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和山泽之利。一时间,“选庶官,齐百度,罢斜封,汰冗员,绝宝货,约滥支,节淫费,量入制出。择民牧,屏世守,定贓律,刚正目举,有中统、至元之风”,似乎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暮气沉沉的朝廷,时人称为“朝廷更正”。

  可惜,成宗少年时的恶习终于在他中年时结出恶果,虽然他凭着坚强的毅力戒除了酒瘾,但常年酗酒的习惯仍给他的身体埋下了隐患。从大德六年开始,成宗便大病不断,原本就较为慵懒的他,从此更加减少视朝,理政之事也基本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卜鲁罕。卜鲁罕皇后原本是哈剌哈孙的支持者,哈剌哈孙入相,与其大有关系。可是,看似强势的皇后却是个夫唱妇随的女人,丈夫主张“惟和”,她就提倡“平允”,并不主张进行改革。

  皇帝病休,皇后不支持,哈剌哈孙的“朝廷更正”也不得不流于有始无终。《元史》对卜鲁罕皇后较为敌视,说其秉政是“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其实是儒家对于女人主政的不满,同样是在《元史》中,也承认在这位皇后治下“大德之政,人称平允”。至于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并非是因为皇后的倒行逆施,要由他挺身匡正,不过是诸多弊政不能革除,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频于应付而已。

  哈剌哈孙在成宗朝不能施展抱负,只能寄希望于来者。成宗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在病中册立嫡长子德寿为皇太子,这是坚持了世祖时代改用汉法立储的制度。国本即定,成宗之后的权力交接会较为平稳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似乎天意偏不叫大元皇室消停一般,年轻的德寿太子在被册封半年后就一病而亡。也已经病入膏肓的成宗经此打击,更加缠绵病榻,有生之年没有再册立太子。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哈剌哈孙都明白,成宗之后的帝国政局,必然要因为皇位承袭的晦暗不明而出现动荡。

  白城子四周水草丰美,并非不毛之地,但却并没有居民在其中居住。传说中,这里夜间常闻马蹄声,白日也偶见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身处其中,让人惊魂难定,视之为“鬼城”。于是该地被长久废弃,落得个城墙与荒草同悲,宫阙与黄土一色。但这座城市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却无人知晓,甚至连年代都无法确定。

  直到公元1997年,历史专家们在综合多次考古发掘的资料,经过多方考证,这座城市原本的名字才终于大白于天下——这里是大元王朝曾经的都城,与元上都、元大都并列的“元中都”,是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海山执意修建的都城,而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位短暂,这里甚至可能会取代大都和上都,成为元朝唯一的政治中心。

  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们在夏天到上都避暑,秋凉后再回到大都理政。若说要避暑游玩,木兰秋狝,上都是绝好的处所;若说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大都更是绝佳之地。元武宗为什么要舍弃这两座都城,在它们之间重新修建一座都城呢?

  历史上不乏一意孤行,做事荒诞的皇帝,他们做事也确实既无因由,又无道理。但中都城的修建却绝非“任性”、“瞎折腾”便可解释,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中都城的兴废则可摸索出元王朝第三、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的时代脉络。

  成宗末年,执掌朝政的于内是皇后卜鲁罕,于外是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如果这二人能够态度一致,任何动荡都不会有。但偏偏他们在由谁来继承皇位上完全是背道而驰,并引发了激烈的政争,使得两人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既然排除了成宗在世的儿子们,那么以血缘来论,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成宗兄弟的儿子们。真金太子有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便是成宗。甘麻剌有子松山、也孙铁木儿等,答剌麻八剌早逝,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阿木哥、次子海山、三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皇位似乎应该从这这些年轻的亲王中选出,不过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可说自动放弃了皇位继承权。而答剌麻八剌的长子阿木哥是侍女所生,也没有继位资格。那么,只剩下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两人了。

  海山十七岁时便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受封怀宁王。在“帖坚古山会战”中,表现卓越,多次突破敌方阵营,并亲手射伤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更是在老臣月赤察儿的协助下,趁窝阔台、察合台两国交兵之机,发动突袭,一举摧毁了窝阔台汗国之汗察八儿的根据地,俘虏军民十余万人。经此一战,完全摧毁了窝阔台汗国立国的基础。在他的身边,不但有十数万精锐之师,还有世祖老臣、成宗继位之初便是“三公”的月赤察儿,以及久镇边关的大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众多将领的的鼎力支持。

  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是自幼受儒家教育,“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在他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汉人儒士如李孟、陈颢、王结、王毅、王约等,即使是蒙古、色目侍臣,也大都倾心儒学,其名声在众多儒士的宣传下广为人知,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士大夫都将他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

  以哈剌哈孙的意思,继承大统的,只能在这两位亲王中择其一。可一向主张“平允”的卜鲁罕皇后却走了一招不“平允”的险棋,她不打算选择两个侄子中的任何一个,而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在左丞相阿忽台、中书平章赛典赤&a;#8226;伯颜、八都马辛等人的支持下,决定立其为帝,并由自己垂帘听政。

  这位阿难答是忽必烈嫡孙,久镇边关,麾下有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即位的资格并不差。但他和成宗毕竟隔了一层,只是其堂弟,和真金太子一系出身的宗王们相比,还是疏远很多。而且阿难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统军期间命令自己的属下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一旦成为皇帝,可说有极大的可能使大元朝伊斯兰化。无论是喜欢蒙古传统并信仰佛教的蒙古勋贵,还是秉承孔孟之道的儒臣,都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继位者。

  非但如此,左丞相阿忽台在成宗时曾经受命整饬西北河西军务,与阿难答早有往来,属于西北南路军团的代表人物。而海山所代表的恰恰是北路军团的利益。中书平章赛典赤&a;#8226;伯颜、八都马辛都为回教徒、理财派官员,与汉法派官员本就水火不容。

  以卜鲁罕皇后一派来说,谋划相当早,早在大德九年十月,德寿皇太子病重之时,便将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亲答己赶出大都,安置于怀州(今河南沁阳)。这样一来,海山远在西北边防,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不在中枢,也就很大程度消除了答剌麻八剌一系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又借着阿难答陪同投降的西北叛王明里帖木儿回大都之机,将之留在朝廷。成宗去世后,更是下令切断了大都通往漠北的驿道,避免朝中大臣和海山取得联系。

  可是,政治斗争往往不会因为动手早便可获得成功,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才是成事的关键。在成宗去世后,卜鲁罕皇后与阿忽台等人并没有立即让阿难答宣布继位,而是举行朝会让大臣们商议,结果在参知政事何玮、翰林学士畅师文等儒臣的据理力争之下,事情始终不能决定。

  相反,哈剌哈孙一派则表现得相当果断,弥补了早期准备不足的劣势。卜鲁罕皇后刚下令封锁驿道,哈剌哈孙便授命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封锁令晚于自己派出的密使出发,载着报告成宗已死消息的驿马及时赶到了漠北海山处,使得卜鲁罕皇后的谕旨成为一纸空文。同时,哈剌哈孙的另一密使也赶到了怀州,通知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的母亲答己。

  在给两位皇位竞争者传递消息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搞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自己以“称病”为借口罢工,同时“卧阙下”,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让别人取而代之。形成了一个“我不做事,你们也做不成事”的局面。等待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到来。

  哈剌哈孙在成宗晚年掌管怯薛宿卫,也就是保障京城及皇宫安全的御林军,大都局势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他的强力抵制,使得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没有可能用正常的手段夺取政权了,除非强行举行阿难答的登基大典以及皇后的垂帘听政仪式,来个“名分早定”,才有可能挽回颓势。可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阿忽台等人都没有行非常之事的勇气和魄力,面对哈剌哈孙不合作,竟然素手无策,坐失良机。

  十七岁便总兵西北的海山,此时已经度过了八年的军旅生涯。战争的铁血硝烟把他打造成了意志坚定、不甘人下的铁腕人物。对于突如其来的皇位诱惑,海山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得到成宗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率大军三万从驻地称海出发,准备回大都争夺帝位。抵达和林后,海山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召开大会,诛杀了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做好了一切善后工作。但这时传来了弟弟和母亲已经到达大都的消息,便停下来静观变化。

  相对于海山的果决,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显得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做出离开怀州前往大都的决定。不过这也正常,文人永远不可能如军人一般雷厉风行,何况他身边只有文人儒士和少量护卫,不像哥哥有千军万马。一下子要决定这么一件虽有极大诱惑但也有着极大风险的事,也确实难为了他。时间一点点流逝,角逐的各派不可能总是在僵持当中,一旦卜鲁罕皇后下定决心临朝称制,哈剌哈孙作为臣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行绊阻。那即使是拥兵自重的海山,也只能要么束手就擒,要么顶着谋逆的帽子进行反抗,两个选择的前景都不会美妙。

  至元三十一年,李孟来到大都求官。这时,正好真金太子的正妃阔阔真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选聘名儒为师。李孟以自己的才学受到推荐而当选,成为两个皇孙的老师。不过,海山和李孟的师徒缘分较短,在大德三年(1299年)时,海山出镇漠北,从此远离了李孟,也远离了儒家教育。而爱育黎拔力八达留在大都,继续在李孟“日侍讲读”中接受儒家熏陶。李孟作为老师勤勉称职,甚得爱育黎拔力八达信任和敬重。年轻的亲王为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个大字,并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时,李孟仍随侍左右,忠勤如故。在怀州的日子,李孟加倍受到信任,不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更成为首席心腹谋士。

  自从真金太子去世之后,汉法派一直处于维持现状的低迷状态,无论是晚年的世祖还是成宗和卜鲁罕皇后都对汉法都保持既不支持也不打压的态度,真金太子生前所一直提及的“道行有时”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现在,政局突变,身负天下读书人所望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离皇位一步之遥。无论是作为希望汉法大行其道的儒臣,还是尽忠侍主的谋士,李孟绝不会丧失这次机会。

  李孟满腹经纶,且很有谋略,明白要说服学生冒险,必须既立大义又陈利害。面对着犹豫彷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李孟首先以大义进谏道:“支子不嗣(指阿难答属于支系),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指海山)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指答己),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之后,又摆出利害:“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

  对于读书人来说,仅有道义力量支持,勇气会难以持久;仅有利害的考量,则无法激发勇气。已经被李孟培养成读书人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这一席话面前已经无从拒绝。立即陪着母亲答己率少量护卫侍从疾驰大都。

  面对着晦暗不明的宫廷局势,李孟挺身而出,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密使赶回大都,冒充郎中面见了在中书省装病的哈剌哈孙。在得知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下定决心让阿难答在三月三日举行登基大典的消息后,立即回到城外告急:“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

  回到大都是一回事,而发动政变可是另一回事。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犹豫了,左右的侍从也大都劝他谨慎:“皇后(指卜鲁罕)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阿合为蒙古语,意思是兄长,指海山)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凭着我们着几十号人就要对前朝皇后的派系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还是等海山的大军到了再动手比较稳当。

  李孟一听就急了,现在局势间不容发,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行的到来已经刺激了卜鲁罕皇后一党,他们已经不再犹豫。等海山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于是极谏道:“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现在必须动手,一旦错过机会,即使海山来了也没有用了,何况我们从怀州赶到这里,不动手,岂不是送上门来挨宰吗?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老师的劝谏下,已经下定了决心,但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下令占卜。在紧要关头请冥冥上苍为自己指点迷津,很多帝王都这么做过,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也要占卜。在没有“唯物主义”的时代,神明的指点,往往是最大的精神支撑,而要是占卜不吉,可也就会彻底丧失士气。

  这占卜的情节载于《元史&a;#8226;李孟传》,这是突出了李孟的运筹帷幄,谋定大计。不过,在《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以及《哈剌哈孙传》中,都有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的主张。哈剌哈孙为掌权右丞相,手里又掌握着怯薛宿卫,他的情报和意见,恐怕才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试想,如果没有哈剌哈孙确切的予以协助的承诺,以数十扈从便要发动政变,岂不成了输赢难测的赌博?可见,若说“定难”首功,哈剌哈孙当仁不让。不过,李孟的谋划赞襄之功,也确实不可磨灭。

  紧接着,便是一场大清洗,阿忽台、赛典赤&a;#8226;伯颜、八都马辛等人均被逮捕诛杀,无论是左丞相还是参知政事,这些官称在刀把子面前都毫无用处。还想着在第二天成为皇帝的阿难答与支持他的明里帖木儿等人也被骗入宫中逮捕,之后被送往和林交给海山处死,卜鲁罕皇后则被流放东安州,后也被赐死。

  卜鲁罕皇后一党灰飞烟灭,他们违背法统,又没有利用枪杆子,失败可说必然。然而卜鲁罕皇后为人其实还算平和、知廉耻,执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政,赛典赤&a;#8226;伯颜、八都马辛等人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成宗朝整理财政很有贡献,一朝玉石俱焚,是很可惜的。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自任监国,哈剌哈孙仍为中书右丞相,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其他各有功人员均得封赏,一片皆大欢喜的场面。可是,他们马上就面临着如何对待正在和林枕戈待旦的怀宁王海山的问题。

  按说,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掌握了皇权,可以顺理成章的继位。倾向于他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都劝进道:“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正天位。”其老师李孟也“尝劝皇弟以自取”。《元史&a;#8226;李孟传》指出李孟的劝进是海山近臣的诬陷,不过,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听到这样的诬陷后,态度却是“亦不敢复言孟”,可见其事并非空穴来风。以李孟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和并不迂腐的性格来判断,劝深谙儒学的学生自立为帝,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很少有人能够对权力不动心,尤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不例外的,虽然正史中说他在面对劝进时义正词严的拒绝:“王何为出此言也!彼恶人潜结宫壸,构乱我家,故诛之,岂欲作威觊望神器耶?怀宁王吾兄也,正位为宜。”但综合其日后的表现(英宗之立,后述),可以看出他对皇位的渴望绝不亚于他的哥哥。

  而作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母亲,一直怀有干政之心的答己此时也从幕后走上了前台,让阴阳家推算两个儿子谁适合立为皇帝,结果是:“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是海山的生年,“旃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也就是说,哥哥继位将难以长久,而弟弟继位则会大吉大利。于是,作为母亲,答己派人送信给海山道:“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这很难说没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默许或暗示,答己虽是母亲,绕开身边的小儿子来阻止大儿子争位,是很难说得通的。

  对帝位势在必得,且拥兵自重的海山原本以为母亲和弟弟搞定了卜鲁罕皇后一党后,会主动迎接自己回京继位。岂料,母亲竟然送来这么一个“噩耗”。虽表面上说“岂有亲疏”,但要让弟弟继位,这不是手心手背肉不一样厚么?海山大怒,派康里脱脱回京传达自己的意思,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海山毫不客气:“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该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过把瘾就死我也不会放弃,老妈你就不要罗嗦了。是不是你身边的奸臣为了自己的禄位而使坏呢?!

  面对儿子的武力威慑,答己连忙向康里脱脱解释:“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我只是出于对儿子的爱才提醒他,并没有说不让他继位啊,快让他来当皇帝吧。爱育黎拔力八达也知道这次把哥哥得罪了,于是秘密召见康里脱脱,让他回去一定要向哥哥说明自己无意“觊望神器”:“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矣。”

  康里脱脱便是向海山通报成宗死讯的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的弟弟,常年在海山身边为将,其人忠诚厚道,有勇有谋,曾被世祖赞为“后日大用之才”,连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也认为他“他日可大用”。经他的竭力解释,海山终于对母亲和弟弟“释然无疑”,让阿沙不花回报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史书言“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在卜鲁罕皇后一党覆灭后,大元朝廷没有再上演骨肉相残的内战,阿沙不花和康里脱脱兄弟功莫大焉。

  海山终于不用动刀动枪而取得了皇位,但曾经“尝劝皇弟以自取”的李孟从海山回信中那句“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看出了腾腾杀气,于是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请辞:“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舍不得老师,坚决不准,可李孟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干脆不辞而别,隐居了起来。

  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在上都见到母亲和弟弟后,正式在大安阁继位,是为元武宗,“曲律汗”,改元至大,以明年为至大元年。六月,为了表彰弟弟的“定难之功”,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也就是他的皇位传给弟弟,弟弟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类似于宋太祖与宋太宗的“金匮之盟”。众所周知,金匮之盟的前因是“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结局是宋太宗先后害死了太祖的两个儿子,最后还是让自己一系皇位永固,兄弟礼让的背后,是凶残的杀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够摆脱这宿命吗?

  人们都希望新时代有新气象,武宗的即位诏也确实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属嗣服之云初,其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存恤征戍军士及供给繁重州郡,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其余路分,量重轻优免。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免差发一年。其积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复业者,免三年。被灾之处,山场湖泊课程,权且停罢,听贫民采取。站赤消乏者,优之。经过军马,勿得扰民。诸处铁冶,许诸人煽办。勉励学校,蠲儒户差役;存问鳏寡孤独。”——不但大赦天下,而且将恩泽便于四方,上至两都,下至偏远的“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全都减免赋税、差役。真是皆大欢喜。

  按规矩,新皇登基需要封赏朝臣勋贵。何况武宗得国并非先皇一纸遗诏,而是源自血腥政变。在即位诏书中,武宗还不得不说自己是“乃有宗室诸王、贵戚元勋相与定策于和林,咸以朕为世祖曾孙之嫡,裕宗(真金太子)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他的继位比之叔叔成宗还不名正言顺,那么不惜钱财爵位的封赏自是必然。

  母亲和弟弟因为“定难”之功分别成为了太后和太子。另一位功臣哈剌哈孙加太保、录军国重事,并很快又加太傅。一直随自己镇守西北,后又“从龙入京”的官员将领们自然也不能亏待——月赤察儿成为掌管漠北全境的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的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朵儿朵海为太傅,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床兀儿、阿沙不花、明里不花等为中书平章。以床兀儿兼知枢密院事,塔思不花,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

  以上的封赏是为了“酬功”,对于其他勋贵臣子也需要“安抚”,赏赐于是绵绵不绝,刚即位四个月,便把上都、大都的府库掏了个精光:“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国库收入二百八十万,一般每年存留十万。武宗一下子就花掉了四百二十万,还有一百万准备花,也就是说,他即位四个月花掉了国库两年的收入,五十二年的盈余。

  钱不够了,武宗便滥赐爵位,对于亲戚,一口气封了十九个王,其中“一字王”便有十四个。要知道,一字王在王爵中最为尊贵,元朝王爵分为六等,一字王属于第一等“金印兽钮诸王”(其余五等分别为金印螭钮、金印驼钮、金镀银印驼钮、金镀银印龟钮、银印龟钮)。在世祖时代,除了嫡系子孙,是不会封为“一字王”的,成宗朝也奉行不悖,海山自己立过大功,身份又尊贵,也才是授予金印螭钮的“二字王”。可他却把这不成文的规定彻底破了,所封的一字王中,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嫡系后人外,其他如兖王买住韩、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等全是疏族,甚至身为驸马的高丽国王王愖也被加封为沈王。

  王爵尚且如此滥赐,其他的臣子爵位就更是满天飞,“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继位仅两个月,“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已除三百,未议者犹五百余”,成宗朝本就臃肿的官僚队伍越发迅速膨胀。

  滥行封赐除了稳定皇位的需要之外,似乎也昭示了只有二十七岁的武宗仍然处于做事莽撞欠考虑的年纪,似乎他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严重破坏原本就不算良好的财政,更使得朝廷的名器含金量下降——而这两者又直接关系到皇位的稳固。

  至大元年正月;中都城正式开始建设,第一批建设队由枢密院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组成。二月;又加入上都卫军三千人。前后投入中都建设的军人有二万一千五百人。不过,中都城面积约九平方公里,仅宫城中的宫殿建筑遗迹便有十三座,大者三千多平方米,小者也有一千多平方米。这样规模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大体施工(当年七月),当时张养浩批评武宗的《时政书》中有“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的说法,又要从东北运木料,又要从南方运石材,仅靠二万多名军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笔者推断,这些军人应该是监工,真正负责施工的是数倍于此或十数倍于此的民工,可惜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中都城的修建,但所耗用的人力、物力之惊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北有上都,南有大都,都是极尽奢华壮丽的京城,若是为了享受,在那两座都城中营建宫殿、园林即可;此时又是边境晏然,国内安靖,没有迁都的必要。武宗营建中都城,横竖看不出合理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的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作为大臣,尤其是有着“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儒臣,他们认为自己没必要揣摩皇帝的心思,可皇帝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混乱,则让他们无法沉默。御史大夫张养浩便对武宗即位后一系列作为大不以为然,他向武宗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上时政书》,总结出十大弊政,条分缕析,刀刀见血:

  名爵太轻。名爵是皇帝对有功臣子的褒奖,决不能因为一时高兴便随意颁赐,没有功劳的人轻易获得高位,那么为国立过功的人便会说“吾艰苦如此而得之,彼优游如此而得之!”以后谁还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土木太盛。修建中都城,在五台山为皇太后兴建佛寺;在大都兴建兴圣宫;为一些官员兴建宅第,又建国子监学,浚会通河等,使得百姓“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而此时又是在“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的灾荒之年,实在是太不体恤百姓了。

  异端太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佛家、道家很多人“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败坏清规。而且怂恿皇家大修各种寺庙道观,以至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弄得“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

  张养浩所作的散曲《山坡羊》九首为千古名篇,其中的《潼关怀古》中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民生警句。武宗的所作所为,他自然要用儒家“民为重”的观念进行规劝。在他以及众多儒臣看来,成宗虽然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但毕竟还与民休息。成宗朝的合格继承人,应该是一面继续与民休息的政策,一面改革弊政,将一度停滞推行的汉法重新启动。岂料,武宗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莫说汉法,连世祖、成宗朝坚持的多法并存的格局都打破了,弄成了“乱治”——这位统兵有方的青年天子,在治国方面实在很糟糕。

  很多事情,在当时想不明白。而跳出当时的环境,后人倒可分析出一二。南北朝刘宋皇族荒淫暴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求甚解者往往都会用“神经”、“脑袋进水”之类来一笔带过。而钱穆先生则从两晋风尚、皇族教育中总结出原因:“此等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予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想),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是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和门风,又没有领略到名士们所研讨的的玄言与远志。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则迥然不同。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使命便是不停对外征服,整个国家的运转全是围绕军事。从成吉思汗到后来的窝阔台、贵由、蒙哥,历任大汗虽宽、峻各有不同,但与其说是国家首脑,倒不如更像是军事指挥官。而元朝,虽然世祖忽必烈也颇为热衷于对外征服,但他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内政而并不适合对外战争的官僚政治体制,代表军事体制的“漠北旧制”很大程度被官僚体制所侵蚀。到成宗朝,因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敬业问题,官僚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有完泽,后有哈剌哈孙,都是文官系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哈剌哈孙,作为丞相,可以利用官僚系统阻挠卜鲁罕皇后的谋划,甚至还能够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轻而易举的铲除前朝皇后一党。这在蒙古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按照蒙古帝国旧制,大汗死后,皇后是可以合法摄政,并组织召开选汗的库里台大会,由亲贵勋臣选举大汗的。这也就是所谓“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

  武宗年纪轻轻便总兵漠北,身边都是彪悍少文的武将,日常都是蒙古传统浓郁的军营生活,做起事来也都是没有商量只要执行的军令风格。武宗这个在元朝时期出生的年轻宗王,在起成长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却与蒙古帝国时期相差无几。那么,是追随哪怕迁就从忽必烈开始的官僚政治体制,还是尽自己所能去恢复漠北旧制,将已经相当内敛的元王朝重新改造为以征服为使命的蒙古帝国,对武宗来说,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

  登基大典上,武宗便把曾祖父忽必烈登基时那些“三辞三让”的汉法礼节抛开,使用了蒙古帝国时期大汗即位的仪式:“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不能理解皇帝,自然也不会被皇帝所容。在上书之后,张养浩很快就被改为翰林待制的闲职,之后又干脆被罢官,他怕再遭打击,便也学习李孟,出京隐居去了。不过,与他相比,对武宗即位有着决定性功劳的哈剌哈孙则更显得冤枉。在成为“太傅”后仅一个多月,便因为反对封察合台后裔秃剌为越王而被外调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

  在正史中,似乎哈剌哈孙的被外调乃是因为秃剌进谗言所至,其实以武宗的聪明,何至于因为谗言而罢黜股肱之臣呢,何况在哈剌哈孙被外调后仅一年,秃剌便因罪遭诛,所谓“谗言说”明显只是借口。真正让哈剌哈孙从一代权相成为地方官的,正是因为其代表了官僚政治体制,与武宗欲要推行的一套完全格格不入。随着他的外调,朝中的重要位置,完全被武宗的军旅从臣所占据。

  有必要说一句,哈剌哈孙虽然无端获罪,却也表现了在朝兼济天下,在野造福一方的贤臣风范。到漠北后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使得漠北大治。至大元年(1308年)闰十一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五十二岁,被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经过继位之争和武宗的刻意清洗,成宗朝的宰辅班子一扫而空。但武宗并没有就此停下他“改革”的步伐。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他下诏将已经罢废十几年的尚书省重新恢复,以自己的心腹乞台普济、脱虎脱分任右、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

  尚书省在世祖时代几经废立,出现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大理财权臣,夹杂着汉法、理财派大臣的血腥党政,更是世祖“无岁不用兵”的标志,一直被人看作是致乱之源。成宗时虽有理财派官员管理财政,但一直没有复立。武宗重开尚书省,自然是因为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武宗准备向曾祖父忽必烈看齐,眼光不再局限于大元王朝,而是向着蒙古帝国时期的“世界帝国”展望了。

  成宗在位时花钱没有节制而又不愿增加百姓赋税,一缺钱便动用钞本。到成宗晚年,世祖时代十分坚挺的中统钞、至元钞已经贬值的触目惊心——其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不足初发行时的五分之一,而武宗即位后的挥霍无度更使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没有新的货币政策,钞票变废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确定以新币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新币发行,自然要坚挺一些。可新币的使用必要有与旧币兑换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弊端。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是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两相比较,至元钞五贯还不如以前的二贯,发行更早的中统钞更是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改革,倒是让国库重新充裕了,却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小民百姓身上,自然是免不了怨声载道。所幸,在“至大银钞”发行的同时,至大三年正月,尚书省为了新钞能够稳定推行,发行铜钱“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允许历代铜钱与至大钱一起流通,利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总算不至于让百姓赔了钱还买不起东西。

  在发行新钞的同时,尚书省其他理财政策频出:其一是增加盐引价格,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盐业从唐朝起便是政府收入的大宗,没钱了从盐上打主意是惯例。其二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从世祖时起,因为备荒和转变社会酗酒风俗的考虑,朝廷一直有禁酿造、买卖酒的法令,虽然因为地域、时段不同,常有“稍驰”的解禁,可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开禁,还是第一次。其三是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拿出二升交税,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二。富人多交些税,也是天经地义。其四追征各地逋欠钱粮,这也类似于钩考,各地向中央交纳的钱粮总是拖欠,自然要追讨,而其中有各种中饱私囊和盘剥百姓的行为,自是不可避免。其五是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

  在这里需要特地提一下第五项政策“拘收外任官职田”。很多人论起元朝来,都说元朝官员没有俸禄,朝廷放任官员贪污。这不啻是最具煽动性的抹黑了。在蒙古帝国时期,因为实行分封制度,贵族、官员们都有自己的属地、属民,自是没有俸禄。而到了元朝,忽必烈从建国之初便开始逐步完善俸禄制度,中统元年(1260年),首先确定皇室官员俸禄,中统二年在六部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中统七年在经历以下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所谓“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均没有不给俸禄的”。同时,各级官吏还有职田,也就是国家发给你田地,田地所有权不是你的,但田地的收入则拿出一部分作为你的工资。而职田收入往往高于俸禄,例如,中书左、右丞相俸禄是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而江南地区一个上路达鲁花赤的职田便是八顷(原为十六顷,后减半),一顷是一百亩,按正常收入算,元代一亩田产量平均为一石,八百亩就是八百石,虽然不可能全部作为收入,但拿出一半也有四百石,何况对于职田产出的占有,各级官吏还有很多“灰色办法”来巧取豪夺。怎么算,只有三品的上路达鲁花赤,其职田的收入也要比朝廷宰辅的俸禄高得多。其他级别官员的职田也是很可观,如上路同知职田四顷,治中三顷,府判二顷半,下路各级官员依此类推减少一顷,等等。

  而一旦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收入可就差远了。三品官禄米一百石,四品官六十石,五品官五十石,六品官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就以三品官来说,收入多算少了七到八倍,少算也少了有三到四倍。可想而知,这项政策会招致官僚集团的何等反对,说个“群情汹汹”都是轻的。然而,对于即位十天便建设新都城,二个月便外放首辅宰相,四个月便弄空了两都储备,一年便复立尚书省的武宗来说,“汹汹”又如何呢?

  说了半天尚书省的举措,可武宗的“向着世界帝国展望”表现在哪里呢?是战争吗?非也。此时的世界舞台,仍是蒙古人为主角,而蒙古世界中,大元王朝皇帝则是主角——伊儿汗国在明君完者都汗的统治下百业兴旺,仍对元朝极为恭顺;金帐汗国此时的可汗还是那个承认成宗为宗主的脱脱汗,对于元朝虽说不上恭顺,却也绝不敌视;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年(1306年)那次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奄奄一息,其可汗察八儿成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的掌中玩物,国灭指日可待,而笃哇只想着如何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土地,绝没有翻脸的意思;周边的小国除了日本都已经臣服,而要说再派舰队去征服那个岛国,武宗可没有兴趣。

  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和韩国学者李玠姡y乃捣ǎ渥诘拇竽勘辏恰笆迪侄骱秃希13侵蘼铰泛秃b费方煌ㄍ挂桓鲆源笤b乘刮行牡难侵薮蠼灰兹瓜搿保恰坝凶藕霰亓叶嘉薹蜗氲娜晒诺耐澈汀保?br /

  以笔者读书的经历,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细致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能够详细考证,以求明晰,也从而能发人所未发。不过其“小心求证”之外,还有“大胆假设”,所下的论点往往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就以对武宗的评价来说,笔者就有“言过其实”的感觉,若说“全蒙古的统和”,武宗并没有十分积极行动,他在位期间,所谓“统和”还是成宗时代的老本,而“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应该是指武宗大力开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可似乎也说不上有那么高明的构想。

  先说海外贸易。有元一代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实行海禁。对于世祖那样并不贪图享受的皇帝来说,对外贸易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如成宗,则在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要满足个人对海外宝物的占有欲。武宗在对于“中买宝物”的爱好上,更是远超成宗。一登基,便“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行泉府司本是统领市舶司、专管采买珠宝的泉府院的地方机构,是从二品的衙门,武宗将之提升一级,并改“司”为“院”,大大提升了其地位。这自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举措。可行泉府院是个“专以守宝货为任”的衙门,为皇帝采买海外宝物,才更是重中之重。这属于公私两相宜的举措,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远大的抱负。

  再说海运。所谓海运,主要是指海上粮食运输。元代之前,南北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靠运河。元朝虽然也开通了运河,但运河还要承担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的任务,全靠它来保障粮食运输是不够了,于是又开通了海运。海运在世祖朝和成宗朝前期运行得很好,可在成宗朝晚期,因其创始人朱清、张瑄获罪被杀、江浙一带出现灾荒和一些弊政的蔓延,运载量就出现了减少。大德十年,运输粮食一百八十余万石,大德十一年便降至一百六十六万余石。武宗的至大元年又降至一百二十四万余石。

  武宗为了使海运重新焕发生机,确实下了大力气,先是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朱清子虎;张瑄子文龙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为朱清、张瑄平反,并让他们的儿子继续掌管海运。之后,又派专人考察研究海运的装发地点,鉴于江东宁国(治今安徽宣州)、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等路的海运船只必须逆长江而上装运;由于“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的弊病,至大四年决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也就是说,嘉兴、松江地区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之粮,并嘉兴、松江地区各位下、投下的田粮,均徵纳粮米,装发海运,而以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路的粮米折变为钞,偿还各位下、投下。这样一来;缩短了航运里程;减少了航行事故,节约了人力物力。除此之外,武宗还专门下旨,对船户的差役问题进行规定,指出运粮期间,诸衙门不得占役船户、水手,不得让他们承担杂泛差役,水运脚价要如数按时发放;严禁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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